我在德黑兰地铁口刚出来，还没站稳，就被几个人围住了。一个背着面包的大叔走过来，问我是不是刚来伊朗，然后掏出手机帮我查地图，接着一位骑摩托的年轻人给我让路，再后来一个女学生硬是把我拽进便利店避太阳。
出租车司机直接说：“你别走路了，上车吧，1万里亚尔就行。”我一算，才两块钱人民币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在伊朗，亚洲脸不但不突兀，反而有点稀罕。
很多人对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“女性必须戴头巾”。没错，这是法律。但你以为她们都裹得严严实实、毫无个性？那你错了。
我在地铁上见过最惊艳的一位姑娘，她用发卡巧妙地挑起头巾，露出一整片乌黑的头发；还有女生戴着花围巾、彩虹耳饰，妆容精致得像是从电影里出来的；甚至有人把头巾搭在脖子上，走几步就扶一下，像玩一样。
她们不是反抗，而是在规则边缘跳舞。一位英语系的女大学生告诉我，她们姐妹之间见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检查头巾松紧，“谁都不敢太紧，不然显得老气。”她偷偷追韩剧、看YouTube，梦想有一天能去伊斯坦布尔，在阳光下摘掉头巾，让风吹乱头发。
她说：“我们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正因为我们知道太多，才更焦虑。”
我在设拉子住民宿的时候，邻居家办婚礼，我以为只是个家庭聚会。结果音乐响了整整三天，新郎还专门在第三天晚上重新跳了一场。
伊朗的婚礼男女分区，但气氛一样热烈。女宾区门口站着保安，门一关，里面全是亮片裙、浓妆艳抹，跳得跟《油脂》翻拍现场一样嗨。
这场婚礼的主人是个月薪不到4000块人民币的职员，他说：“结婚只有一次，要请全家族的人，来了才算开始。”
我好奇地问：“那彩礼呢？房子车子有没有？”房东阿姨叹了口气：“聘礼至少一套金饰、一套家具，房子最好有，车子看经济能力。”
有个女孩插话说：“我不在乎有没有房，但如果连婚礼都不热闹、人都不来、气氛都没，那我真的会怀疑人生。”
德黑兰的夜晚从晚上八点开始热闹。我住的广场白天冷清，到了晚上却变成了“邻里俱乐部”：有人拉琴、遛狗、摆摊、聊天，十几种语言混杂在一起，靠微笑和手势交流。
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老人，他硬是用波斯语和我比划了四十分钟，还拿出儿子的结婚照给我看。那些照片没有滤镜，却真实得让人动容。
伊朗人不上夜店、不刷短视频，社交靠广场和茶馆。一杯茶不到一块钱，可以坐两个小时没人赶。周围人下棋、看报、聊国家大事，偶尔有人唱起传统歌曲，几句歌词就能带动全场合唱。
我在德黑兰瞎转时路过一家药店，门口摆着几瓶日本来的雷诺宁，瓶子小巧精致，标签全是英文，旁边贴了张手写的波斯语说明，大意是用于男性那方面的问题。
店主笑呵呵地说：“男人来伊朗，谁不想多点精神？”
后来我发现，这种小瓶装在不少便利店都能看到意思不言而喻。伊朗男人用这个，比咱们饭后一支烟还自然。
第一次在伊斯法罕大巴扎买地毯，我刚开口问价，老板立刻放下茶杯说：“别急，先坐。”
然后开始讲故事：“这个图案是我奶奶设计的，织了十七天，她当时边织边流泪，因为那年她弟弟没回来。”
我听得入神，完全忘了自己是来砍价的。十分钟后，茶端上来、照片展示、原材料羊毛哪年剪的都演示了一遍。最后价格是多少？我记不清了，但确实收了老板送的两颗藏红花糖，说是“你问这么认真，我们就是朋友”。
在伊朗买东西，人家不是在卖货，是在向你“展示值得信赖”。要是给他面子，价格可以调一半；如果太快点头，反而会被认为“不懂人情”。
作为摄影师，我在很多国家拍过街头，大多数人要么躲、要么冷漠。但在伊朗，我举起相机，她们主动靠近、摆手、笑，还会说：“拍我啊！”
拍完还追着问：“你能发我Instagram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不是用不了吗？”她笑着说：“能上的才更珍贵啊！”
有一次我在地铁站拍老爷子看报纸，旁边年轻人凑过来问：“你刚那张我入镜了，发我行吗？”他们对镜头没戒心，反而有点小自豪——“你拍了，说明我还挺有意思。”
伊朗人的餐桌排场讲究得很。主食是米饭，搭配烤肉、酸奶，吃完还会给你一块“锅巴角”，脆得像小饼干。
最有趣的是“饭后段落”。其他国家饭后聊聊就散了，这里是饭后才正式进入“甜茶+深度对话环节”。
一位出租车司机请我去他家吃饭，饭后他爸泡茶，我以为要轻松聊几句，结果他问我：“你觉得你们的老年人快乐吗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他继续说：“我爸妈是我情绪的来源，也是我的枷锁。”
我只能点头：“我们差不多。”
那一顿饭，从风干柠檬说到唐朝，从教育谈到信仰，喝了四杯茶才结束。
我订的民宿写着“传统建筑”，结果进去一看，是真的传统——床矮、地毯厚、窗户花得像清真寺复制品。最离谱的是浴室，淋浴头是电热水器加便携水壶组合，水流忽冷忽热，洗个澡像在打水仗。
房东大叔特别贴心，给我煮饭、泡藏红花甜茶，还教我认街道方向：“看到清真寺那边亮灯，就是晚上八点了。”
屋子旧、不隔音，半夜能听见街边车声、邻居吵架、清真寺广播，但我一点没觉得烦。那种真实的烟火气，反而让我感到踏实。
离开那天，楼下鞋店小伙突然喊我：“今天走吗？”我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没回答，转身拿出一双拖鞋，灰色普通款，是我第一周随口夸过的。
他说：“那时候你说喜欢。”我推辞：“我背包塞不下。”他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放不下就穿上。”
这种不动声色的好意，反而最让人难受。
我在机场才明白，在这儿，很多老百姓不太表达“离别”，觉得那是西方人的仪式感。更愿意用“不说出口”来保留余地，好像不说“再见”，我们就一定还会再见。
所以那天我拖着箱子离开德黑兰，手机里没有语音，只有一句微信翻译得不太标准的波斯语消息：“你要是还记得这里，我们就还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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